陈布雷的遗书包含多封，分别致蒋介石、友人、亲属等，以下提供部分遗书的原文内容：
致蒋介石（《上总裁书》与《再上总裁书》）
《上总裁书》
- “介公总裁钧鉴：布雷追随二十年，受知深切，任何痛苦，均应承当，以期无负教诲。但今春以来，目睹耳闻，饱受刺激，入夏秋后，病象日增，神经极度衰弱，实已不堪勉强支持。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，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，与其偷生尸位，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，因而贻误公务，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，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……天佑中国，必能转危为安，惟公善保政躬，颐养天和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，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……”
《再上总裁书》
- “介公再鉴：当前方捷报频传，后方秩序渐稳之时，而布雷乃忽传狂疾，以至不起，不能分公忧劳，反贻公以刺激，实万万无词以自解……我心纯洁质直，除忠于我公之外，毫无其他私心，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海疾，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，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。敢再为公陈之。”
致友人
致张道藩
- “道藩我兄：弟生机已绝，生命之意义已尽，几个月来之病苦，发成为严军之心疾，以至于不可救，今与我兄别矣。多承厚爱，谁料竟出此不可谅恕之下场，实不配为兄之朋友……宣传小组弟经管之账目及单据等等，烦兄向蒋君章同志（系藏在我寓铁箱之内）取出后，与惟果、希圣两兄同交黄少谷收，谨托，谨托。”
致潘公展、程沧波
- “公展、沧波两兄大鉴：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於党，自效於国，疏脱怠惰，盗窃宁静之虚誉，十馀年来，误国之罪，百身莫赎，而近三四月来，健康日损，脑力益坏，思虑日益纷难，自验身心，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，累旬自谴自责，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，不能自己控制，兹病息已不治，将与兄等长别矣……”
致亲属
致兄弟
- “四弟，六弟，八弟：兄患严重之心疾久矣，民国三十二年及三十四年均因自感体力衰弱，力不从心，曾数度作自绝人寰之想，而皆因临时之故障以中止。今年春夏之间，虽工作积极，而所接触之多可悲愤之事实。我不欲责人，只有责己……今后唯祝天佑中国，大局转危为安，只望弟等各自珍重。允默今后孤苦可怜，我意彼可返居沪寓，惟弟等常常看顾而扶助之。临书依恋，不胜手足分离之痛。”
致陶副官
- “陶副官：汝半生随我患难，我永远不忘。今我身体衰弱，患严重之脑病而死，对我身后事，望汝多负责照料。待我殓殡之后，护送太太回沪，此后汝可自谋生活，以汝之能力，有诸长官扶助，当不愁无工作，而诸长官必能因我之面情，为汝安排工作也……”
这些遗书反映了陈布雷在自杀前的复杂心境，既有对蒋介石的感激与自责，也有对友人和亲属的牵挂与托付。如需了解完整的遗书内容，建议查阅相关历史资料或文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