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锅不该恋爱脑背，是因为将责任归咎于“恋爱脑”模糊了事件本质，忽视了诈骗者的主观恶意、舆论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以及情感关系中常识和退出机制的重要性。 具体分析如下：
诈骗者的主观恶意是核心问题，不应被“恋爱脑”掩盖蔡某以结婚为目的为幌子，同时与3名女性建立关系，并通过虚构理由骗取钱财。其行为本质是蓄意诈骗，而非单纯的情感纠纷。即使受害者存在“投入感情”或“信任对方”的表现，也不能成为诈骗者逃避责任的理由。将问题归因于“恋爱脑”，实际上是在淡化诈骗者的主观恶意，甚至可能为犯罪行为开脱。例如，吴女士曾求蔡某归还母亲的救命钱20万，但对方一分未给，这种行为已超出情感范畴，属于赤裸裸的犯罪。
舆论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：颜值成为嘲弄的借口当3名受害女性因颜值较高接受街头采访时，舆论风向从谴责诈骗者转向对受害者的嘲弄。这种现象反映了极端两性对立主义和传统观念中“女性悲剧命运”范式的双重影响：一方面，部分人通过贬低受害者颜值来转移矛盾，将诈骗行为归因于受害者“自身问题”；另一方面，高颜值女性在遭遇不公时，反而容易被推向“红颜薄命”的叙事陷阱，导致其痛苦被娱乐化。这种舆论环境不仅无法解决问题，反而加剧了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。
“恋爱脑”概念的模糊性：真诚与欺骗的界限被混淆“恋爱脑”通常指在感情中过度投入、失去理性判断的状态，但这一概念本身存在模糊性。在本案中，3名女性虽声称“以结婚为目的”谈恋爱，但这一表述可能被滥用为行骗工具。真正的情感关系应基于互相成就（精神或物质），而非单方面索取。若将被骗简单归因于“恋爱脑”，会忽视诈骗者利用情感信任实施犯罪的手段，也会让公众误以为“认真谈恋爱”必然导致悲剧，从而对健康情感关系产生误解。
情感关系中的常识与退出机制：借钱并非原罪，但需理性判断恋爱期间借钱本身并非问题，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良性的“退出机制”。例如，若双方在借款时明确约定用途、还款计划，或在关系破裂时能理性协商解决，即使分手也能做到“好聚好散”。但在本案中，蔡某通过虚构理由骗取钱财，且拒绝归还救命钱，其行为已突破情感纠纷范畴，构成犯罪。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“借钱给恋人”，实则是对诈骗行为的纵容。
媒体叙事与公众诉求的错位：故事性掩盖了法理解决的重要性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时，往往更关注故事性、话题性和开放性，而非受害者的实际诉求。例如，本案中公众更讨论受害者颜值或诈骗手段，却鲜少提及“诉诸法理解决”。这种叙事方式导致当事人发声被边缘化，甚至“自取其辱”。事实上，若3名女性所述属实，通过法律途径追责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式，而非陷入舆论的道德审判或戏谑调侃。
